案号：(2020)沪民再1号

案情简介：再审申请人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富士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董服龙、苏玲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6564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争议焦点和法院观点：

争议焦点：案涉四笔资本公积调出是否损害公司利益，是否应当调回

法院观点：董服龙、苏玲2014年10月31日将案涉四笔资金从资本公积转出的行为违反《公司法》《会计法》以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系对红富士公司的侵权行为，应当重新调整至红富士公司资本公积项下。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从资本公积的法律性质和用途来看。资本公积是企业收到的投资者超出其在企业注册资本所占份额部分的资金，以及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等。资本公积与企业收益无关而与资本相关，资本公积的所有权归属于投资者，是所有者权益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通常会直接导致企业净资产的增加，因此，资本公积信息对于投资者、债权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十分重要。资本公积的来源包括资本(或股本)溢价、接受现金捐赠、拨款转入、外币资本折算差额和其他资本公积等，其中债权人豁免的债务包含在其他资本公积项下。《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亏损。因此，资本公积金的用途仅限于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本案所涉四笔款项于2014年10月31日从资本公积项下调出后，并非用于扩大红富士公司生产经营，也未用于增加红富士公司注册资本，而是重新记回董服龙、苏玲名下，成为红富士公司对董服龙、苏玲的应付款，造成红富士公司债务增加，违反《公司法》对资本公积用途的规定。

其次，从相关会计准则对资本公积的规定来看。本案所涉四笔资本公积转入时间为2007年6月及12月，转出时间为2014年10月，因此应以行为当时的会计准则进行评价。财政部发布的自2001年1月1日施行的《企业会计制度》第八十二条第七款规定，“资本公积项目主要包括：……(七)其他资本公积，……债权人豁免的债务也在本项目核算。”财政部发布的自2007年1月1日施行的《企业财务通则》第十七条规定，“对投资者实际缴付的出资超过注册资本的差额，企业应当作为资本公积金管理。”2008年12月26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2008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规定，“企业接受的捐赠和债务豁免，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符合确认条件的，通常应当确认为当期收益。如果接受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捐赠，从经济实质上判断属于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应作为权益性交易，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2013年1月1日《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5号》第六条规定，“企业接受非控股股东(或非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代为偿债、债务豁免或捐赠，经济实质表明属于非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应当将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可见，无论是控股股东还是非控股股东，其对公司作出的捐赠或债务豁免，从经济实质上如果可以认定为对公司的资本性投入，那么就应当将相关利得计入资本公积。本案中，董服龙、苏玲系红富士公司控股股东，其于2007年将案涉四笔资金调入资本公积项下后，红富士公司相应的应付款减少而净资产增加，意味着红富士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发生重大变化，资本公积的增加即为资本性投入在财务账面的具体体现，该行为本身即可认定为控股股东对公司的债务豁免，即使没有相关股东会决议或债务豁免文件，也不影响控股股东对公司债务豁免这一行为性质的认定。

至于董服龙、苏玲所称调整案涉四笔资本公积系红富士公司的行为而非该两人个人行为，董服龙、苏玲并非损害公司利益的主体。对此法院认为，董服龙、苏玲利用其控股股东身份实际控制红富士公司，出于公司上市目的对资本公积进行调整，在引入新股东投资后又将已经豁免的债务从资本公积中调出，实系两人以红富士公司名义所为的个人行为，已经给红富士公司造成损害后果，董服龙、苏玲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所述，董服龙、苏玲将案涉38,640,081.80元从资本公积科目调出的行为系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承担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责任。原审判决认为该调出行为仅仅是公司账务处理，并未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有不当，法院予以纠正。原审判决对49,300元培训费、50,000元劳防用品费及2,100元会务费的认定正确，法院予以维持。红富士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